近年來研究新興國家的著述比較熱門，較有代表性的，如霍華德·威亞爾達的《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2005)、安德魯·F.庫珀的《治理中的新興國家》(2009)、劉鳴等編著的《國際秩序中的中國與新興國家：領導作用、制度建構與身份認同》(2013)、查曉剛的《國際體系演進與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2016)等。這些著作從政治、外交政策、治理變革、國際關系等多個角度，對新興國家作了學術探索。

一方面，新興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與日俱增，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經濟增長表現、貿易競爭、科技實力等方面都在大幅提升，逐步擺脫了以西方傳統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舊秩序，話語權也在擴大;另一方面，新興國家在新舊國際秩序變遷的進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內外交織的問題，包括經濟獨立性、國際治理的挑戰等，在與發達國家競爭中仍處于不利地位。對此，如何真正實現從依附到去依附的過程，找到適合自身國情、歷史文化和民意要求的獨立發展道路，仍充滿了曲折。

溫鐵軍的研究團隊以國際宏觀與歷史相交織的視野，對新興國家進行了深入調研和探索，在其2021年主編出版的《全球化與國家競爭》一書中，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和討論路徑。其首要觀點，是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的參與者不是個體，而是國家。由此進一步提出，全球化的本質就是核心國家向半核心半邊緣國家以及邊緣國家遞次轉嫁成本的制度體系，以此形成了“核心—半邊緣—邊緣”這一依附結構。

因此，可以認為，在全球化競爭中，新興國家的發展歷程本身就是一個從依附到去依附的過程。從歷史視角看，新興國家自民族解放到獨立自主發展，最終成長為具備經濟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國家的案例比較少見。溫鐵軍團隊為此選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新興七國(即書中所概括的“E7”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4個長期研究對象，以及印尼、土耳其、委內瑞拉3個短期研究對象，分析了核心國家美國針對新興國家戰略調整及其造成的影響。

從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來看，《全球化與國家競爭》這本書延續了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的經典表述框架，強調權力關系對于國家行為的影響，關注民族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以及對國家利益的追求。這一論點基本上符合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所一直奉行的理論范式和國際關系哲學，以此為出發點，美國等核心國家所推行的戰略和外交政策始終強調國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以維護自身的霸權為依托，因而將新興國家的崛起視為“改變現狀”和挑戰其全球霸權。

因此，我們看到美國近年來所推行的“亞太再平衡”、貿易戰以及“新冷戰”思維等，無一不在抵制和制約新興國家的發展。對新興國家而言，擺脫對核心國家的依附的過程將是十分痛苦的，俄羅斯、巴西、委內瑞拉等均付出了比較大的代價。過去一段時間，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思潮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擁有了一定話語權，強調國際合作、國際制度建設和國際治理協調，但自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以后，新興國家面臨著更加復雜的來自核心國家的競爭和博弈。

本書提出了一個比較重要的概念或者說事實——“成本轉嫁論”。這個論點可以解釋前全球化和全球化等一系列歷史進程。客觀而言，后發的新興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目標時不可避免要經歷從模仿學習到追趕的過程，而自主創新始終伴隨其中，即眾所周知的“后來者優勢”(或稱“后發優勢”)——以林毅夫教授為代表的新結構經濟學對此有相對系統的論述。

書中強調了伊曼紐爾·莫里斯·沃勒斯坦教授提出的“世界體系論”，即核心國家所謂的“比較制度優勢”的實質內涵，就是它們順暢地實現了在全球體系中向半邊緣及邊緣國家進行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成本轉嫁。該理論將國家競爭的內涵，延伸到全球化成本轉嫁模型圖——“國家競爭的微笑曲線”，也可以說是國際分工引發的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差異，使后發國家獲得相對收益，吸收核心國家的技術和先進管理方法，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核心國家則擴大了商品和服務市場，擷取了更大的金融資本利益。

從“成本轉嫁論”的研究路徑出發，可以進一步發現，全球化時期核心國家利用跨國公司、國際資本、技術優勢等實現更大利益的本質。與此同時，核心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也在向新興國家轉嫁，新興國家承受的代價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動亂、政權顛覆、國家分裂等，這是本書所強調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層次矛盾。新興國家承受金融危機和核心國家轉嫁的矛盾，以致在國際競爭中享受的收益和承擔的風險高度不對稱。

本書將全球資本主義作了三個歷史階段的劃分：第一階段是16世紀末期至“一戰”，第二階段是“一戰”和“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民族獨立運動、反殖民主義和產業跨國轉移)，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全球化階段，核心先發國加速金融化)。從這個歷史時序看，核心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一直處于調整和變化的過程中，折射出它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為維護自身霸權和利益所做的戰略布局。而新興國家在這個體系中常常處于被動的地位，在世界格局重構的當下面臨巨大挑戰。

新興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包括地緣戰略重構和國際制度轉變。核心國家采取了“去國家化”的戰略，從帝國主義時期的侵犯他國主權和推行殖民政策，演變為通過跨國企業、國際金融資本等將新興國家納入到核心國家的金融資本體系。

在“E7”國家的案例中，巴西、委內瑞拉等國原本具備比較好的經濟發展條件，也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發展成果，但由于核心國家的金融資本擾動和各類制約政策，破壞了其發展進程。從這個層面看，許多新興國家所遭遇的挫折并非源于自身，而是在核心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格局中難以獲得更有利的話語權，在遭遇金融和經濟危機時被迫承受核心國家的成本轉嫁。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美國等核心國家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藥方”，在政策調整中輸出金融危機，加速新興國家資本外流，并利用美元等國際貨幣轉嫁了危機成本，很快實現經濟復蘇;反觀新興國家的復蘇則并不順暢，還衍生出新的發展失衡問題。

以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曾一度駛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但在經濟根基尚不牢固的背景下貿然采取經濟金融自由化路線，紛紛效仿發達國家實施不契合本國國情的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政策，不僅造成匯率激烈波動、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而且逐漸演變為比較嚴重的區域性金融危機，某種程度上“斷送”了部分拉美國家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

雖然經過艱難的獨立解放斗爭后一些拉美國家實現了獨立，但由于它們依附于核心國家，在經濟金融方面未能及時采取獨立發展的模式，工業經濟基礎并不牢固，因而在發達國家所推動的“貝克計劃”等各種模式的過度金融化路徑誘導下，過快放松金融監管，放棄匯率管制，依賴于外債和國際資本的經濟模式，不僅損害了經濟發展的獨立性，還陷入積重難返的債務問題。

本書認為，全球格局正面臨解體和重組的沖擊，“E7”國家在這個進程中將被動或主動地調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和戰略方向。以中國為例，中美兩國正面臨解除耦合的過程，首先是國際貿易中中美兩大經濟體經常賬戶的結構性失衡，在美國加速金融化和各類金融資產急速膨脹發展的同時，中國加大了實體經濟和基建投資形成高增長態勢。以美國為代表的核心國家通過硬實力和軟實力結合的手段，對邊緣國家實施“去國家化”政策;而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從流動性過剩矛盾到部分領域資產泡沫化、債務膨脹，再到深化金融改革，逐步推動金融回歸到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借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加強金融監管舉措，中國逐步將經濟發展主題推向高質量發展，并強調擴大內需戰略，以此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本書指出，中國近年來推動的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振興、金融供給側改革、國內經濟循環等對策有利于應對全球化挑戰。

反觀其他新興國家，在目前乃至今后的國際秩序變遷和戰略重構過程中將不約而同面臨更大的挑戰，“E7”國家由于歷史發展條件、經濟金融制度以及發展戰略的巨大差異，在應對核心國家“成本轉嫁”時可能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新興國家的出路無疑在于真正對核心國家“去依附”，這也將意味著新興國家既要依靠制度創新、深化區域合作，走出美歐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霸權體系，構建可持續發展、平等互惠的全球金融貿易新格局;同時要加強多邊關系及區域合作的共生協調，力爭形成新興國家參與國際制度的構建權與維護自身利益的話語權，共同努力建設有利于新興國家的包容、平等、互利發展的國際制度。

中國在這方面已經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設意義的“中國方案”，包括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導設立金磚銀行(ND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為新興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項目資源，以期有效促進亞洲區域的建設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

關鍵詞： 發展道路 影響力與日俱增 國際舊秩序 歷史視角